Dating

　　因為寫《女工記》，我會經常去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等地，跟隨工友或者朋友一起去她們老家，楊紅與周紅是我去湖南碰到的兩個女婚禮道具孩。這兩個女孩大約是1997年或者1998年到廣東從事色情行業。
　　我有一位鄰居是賣淫女，我說我是業務員，我們經常碰面，她經常帶不同的男人回來，我會帛琉跟她點頭，也僅僅只是點頭。
　　大約一個月後，我知道她是四川的，我們以老鄉相稱，她有時會到我房間借一些打工類雜誌，我們之間的交流慢慢多起來，她會講一些她們固態硬碟優點的故事，07年過年，她回四川了，告訴我回去相親了。
　　有一些類同周紅一樣的女孩，從事這個行業時很年輕，沒讀多少書，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，她們沒有了正常生育能力。我遇到從事這個行業的女性，她們似乎分成兩個竹北買房子群體，一般來說，結婚後，如果生育了小孩，生活便走向正常軌道，返回到母親、兒媳、妻子的正常角色，生活慢慢穩定下來。如果結婚沒有生育，幾年後，大部分人都離婚了……
　　楊紅們則是另外一條道路，她中間選擇了外接式硬碟外嫁，未婚先育。
　　在這之前，我無數次想用道德等來評價這一切，但是在真實面前，常常覺得無言以對。
　　（摘自鄭小瓊《女工記》後記）
　　245號的孤獨
　　沒了名字，也沒了尊嚴
　　《女工記》里，近100首詩，標題都是女工的名字：延容、姚林、田建英、楊紅、周紅。那些日子，鄭小瓊躲在工廠集體宿舍窄小的被窩裡，用圓珠筆記下工友的故事，寫上她們的名字。
　　在流水線上，女工們被簡化成了四川妹、貴州妹、裝邊制的、中制的，以及工號。剛開始，鄭小瓊被叫“245號”時很不習慣，後來才明白，那是管理的最好辦法，因為工人三天兩頭離開，流水線前後協作的人還記不住名字的時候，這人就走了。
　　但是，她還是努力地叫著她們的名字：插鋼通的劉忠芳，旗仔的戴慶荷、陳群……因為她知道，每當人家叫她“裝邊制的四川妹”時，心裡會難過，她更希望人家叫她的名字，“當她們聽到我叫她們的名字，先是驚愕，然後會很興奮地問：‘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！’”
　　“每個人的名字都意味著她的尊嚴。”後來，她在詩里這樣寫。
　　孕育財富發酵夢想的大工廠里，一個青春女孩最基本的身份象徵，首先丟失了，之後，讓她不習慣的東西太多太多。
　　來東莞的八年裡，她在十多家工廠打工，電子塑膠廠流水線的裝配工，毛織廠的學徒，五金廠的操作工，鞋廠的品檢，傢具廠的倉管，還有錄相帶廠的裝配工，車間文員，宿管，業務文員等等。工種雖然不同，但孤獨感是相同的。
　　“你剛熟悉一個人，也許明天她就離開了，你時時面對陌生，高強度的勞動等等，這種孤獨太強烈了。當時我記得還查暫住證，走在大街上，怕被查暫住證，怕被收容等，生活在一種恐懼中。”
　　一群外來者
　　城市中有機會但沒有港灣
　　在她決定離開家鄉，獨自來東莞打工時，這些都是不曾想到的。
　　她生長在四川南充一個普通農村，父母都是農民。她從衛校畢業後，沒等到工作分配，因為家裡為了供讀書欠了賬，所以不得不早點“出來”。正好，有個老鄉在東莞打工，說很多工廠在招工。
　　她只想在廣東這邊打幾年工，賺點錢，回到家鄉的小鎮上開一個服裝店或者小賣店之類就好了，“這是當初出來的理想。”
　　很多年後，當她開始關註身邊女工的命運時，也多次問過她們這個共同的問題：為什麼要出來打工？
　　“第一代——也就是二十年前的打工女說是為了要回去，第二代是要獃下來，第三代，也就是現在這一代90後，反問我為什麼要回去？”
　　幾乎所有人都和她當初一樣，沒有高大上的理想，也沒有想過婚姻愛情——在大城市，畢竟能夠找到工作，大家也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，比如有老鄉在這裡打工幾年，開了自己的小工廠等，“至少不像獃在家裡，完全看不到未來，出來也許可以找到更美好的未來。”
　　這些實實在在的、可預見的理想，後來怎樣了？
　　2008年，經濟危機，鄭小瓊做工的公司倒閉了，恰好，廣東作協有一個農民工作家培訓項目，選了三十幾個農民工作家到省作協培訓，那些年，她已經零零散散寫了好多詩，也得了一些獎項，便有機會到《作品》雜誌培訓，一年之後正式調了進去，工作至今。
　　她沒有回到家鄉。跟她一起出來打拼的朋友，大部分也還在外面。“開小店的理想，後來沖淡了，隨著時間，一些曾經的理想消逝了。在大城市，機會多，這是現實。”
　　但是，雖有城市的庇護，港灣，依然找不到。鄭小瓊發現，這一代打工女的漂泊感，比前兩代人更強。
　　她曾經和一位名叫小玉的女孩交流過，18歲，農民工二代。小玉曾跟她抱怨：像媽媽那樣天天上班，天天加班又如何，還不是要回老家，反正那點點工資也在這裡買不起房，反正別人的眼裡就是一個外來工。
　　“因為父母們努力地工作並沒有能夠融入城市中，在她的意識中，知道融入城市是一種想都不能想的奢望。”鄭小瓊說，在城市管理者眼裡，她們只是一群臨時闖入者，一定會離開城市，回到鄉村。
　　純粹的愛戀
　　他們不想車子房子，只是相愛
　　流水線、加班、背井離鄉、疾病、賣淫、遺棄、流產……在《女工記》里，這樣的字眼很頻繁，鄭小瓊在屏幕那頭髮來四個字：這是現實。但她在詩里想呈現的，是更多被遮蔽的現實，比如單純的愛情。
　　2006年的一天，她生病了，在醫院碰到了要去墮胎的工友，旁邊陪著一個年長的工友。她這才知道，年長的陪很多工友來墮過胎，有一個工友在小診所，清宮未盡，做了三次，估計以後難以生育了。
　　“在工廠里，大家都是年輕人，自然會有愛情，但有很多因為各種原因不能獃在一起，懷孕後選擇去做人流，很多女工很年輕，來自鄉村，這方面知識少，很少避孕。”
　　儘管賣淫、色情交易等等消息在身邊爆炸，但這些年的打工生涯，鄭小瓊反而感受到來自流水線的愛情要純粹得多。兩個底層年輕人，不知道對方的家庭、過去，沒有想過房子，車子，他們相愛了。“那些一夫多妻的感情騙子有，但我見到更多的是純粹的愛情，也許在現實面前有些脆弱，但是也有很多人開花結果。”
　　比如她的工友里，男孩子來自貧窮的山區，女孩子是小鎮上的，女孩看中他，僅僅是男孩人好，肯學，上進。男孩從流水線做起，後來做拉長、機修、工模師傅，他們戀愛時，他還是流水線的搬運工。
　　“女工們的希望很簡單：有一個可以眺望的未來，嫁人也好，或者至少有一個安居的地方，過得有尊嚴。”
　　現實並非如此。她的手指上的傷疤，是在塑料廠打工時留下的，機器壓掉了指甲蓋。後來，她在五金廠打工五年，每個月都會碰到機器軋掉半截手指的事。而被狗咬死、過勞死、被拐賣的女工，無聲地消失在了這個世界上。
　　如今她最關註的，是女工的非正常死亡。
　　“珠三角每年有超過4萬根的斷指之痛，我一直在計算著，這些斷指如果擺成一條直線，它們將會有多長，而這條線還在不斷地、快速地加長之中，此刻，我想得更多的是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麼用？它們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斷指，但是，我不斷告訴自己，必須寫下來，把我自己的感受寫下來。”
　　（原標題：245號和她的詩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