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寫《女工記》,我會經常去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等地,跟隨工友或者朋友一起去她們老家,楊紅與周紅是我去湖南碰到的兩個女婚禮道具孩。這兩個女孩大約是1997年或者1998年到廣東從事色情行業。
  我有一位鄰居是賣淫女,我說我是業務員,我們經常碰面,她經常帶不同的男人回來,我會帛琉跟她點頭,也僅僅只是點頭。
  大約一個月後,我知道她是四川的,我們以老鄉相稱,她有時會到我房間借一些打工類雜誌,我們之間的交流慢慢多起來,她會講一些她們固態硬碟優點的故事,07年過年,她回四川了,告訴我回去相親了。
  有一些類同周紅一樣的女孩,從事這個行業時很年輕,沒讀多少書,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,她們沒有了正常生育能力。我遇到從事這個行業的女性,她們似乎分成兩個竹北買房子群體,一般來說,結婚後,如果生育了小孩,生活便走向正常軌道,返回到母親、兒媳、妻子的正常角色,生活慢慢穩定下來。如果結婚沒有生育,幾年後,大部分人都離婚了……
  楊紅們則是另外一條道路,她中間選擇了外接式硬碟外嫁,未婚先育。
  在這之前,我無數次想用道德等來評價這一切,但是在真實面前,常常覺得無言以對。
  (摘自鄭小瓊《女工記》後記)
  245號的孤獨
  沒了名字,也沒了尊嚴
  《女工記》里,近100首詩,標題都是女工的名字:延容、姚林、田建英、楊紅、周紅。那些日子,鄭小瓊躲在工廠集體宿舍窄小的被窩裡,用圓珠筆記下工友的故事,寫上她們的名字。
  在流水線上,女工們被簡化成了四川妹、貴州妹、裝邊制的、中制的,以及工號。剛開始,鄭小瓊被叫“245號”時很不習慣,後來才明白,那是管理的最好辦法,因為工人三天兩頭離開,流水線前後協作的人還記不住名字的時候,這人就走了。
  但是,她還是努力地叫著她們的名字:插鋼通的劉忠芳,旗仔的戴慶荷、陳群……因為她知道,每當人家叫她“裝邊制的四川妹”時,心裡會難過,她更希望人家叫她的名字,“當她們聽到我叫她們的名字,先是驚愕,然後會很興奮地問:‘你知道我的名字啊!’”
  “每個人的名字都意味著她的尊嚴。”後來,她在詩里這樣寫。
  孕育財富發酵夢想的大工廠里,一個青春女孩最基本的身份象徵,首先丟失了,之後,讓她不習慣的東西太多太多。
  來東莞的八年裡,她在十多家工廠打工,電子塑膠廠流水線的裝配工,毛織廠的學徒,五金廠的操作工,鞋廠的品檢,傢具廠的倉管,還有錄相帶廠的裝配工,車間文員,宿管,業務文員等等。工種雖然不同,但孤獨感是相同的。
  “你剛熟悉一個人,也許明天她就離開了,你時時面對陌生,高強度的勞動等等,這種孤獨太強烈了。當時我記得還查暫住證,走在大街上,怕被查暫住證,怕被收容等,生活在一種恐懼中。”
  一群外來者
  城市中有機會但沒有港灣
  在她決定離開家鄉,獨自來東莞打工時,這些都是不曾想到的。
  她生長在四川南充一個普通農村,父母都是農民。她從衛校畢業後,沒等到工作分配,因為家裡為了供讀書欠了賬,所以不得不早點“出來”。正好,有個老鄉在東莞打工,說很多工廠在招工。
  她只想在廣東這邊打幾年工,賺點錢,回到家鄉的小鎮上開一個服裝店或者小賣店之類就好了,“這是當初出來的理想。”
  很多年後,當她開始關註身邊女工的命運時,也多次問過她們這個共同的問題:為什麼要出來打工?
  “第一代——也就是二十年前的打工女說是為了要回去,第二代是要獃下來,第三代,也就是現在這一代90後,反問我為什麼要回去?”
  幾乎所有人都和她當初一樣,沒有高大上的理想,也沒有想過婚姻愛情——在大城市,畢竟能夠找到工作,大家也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,比如有老鄉在這裡打工幾年,開了自己的小工廠等,“至少不像獃在家裡,完全看不到未來,出來也許可以找到更美好的未來。”
  這些實實在在的、可預見的理想,後來怎樣了?
  2008年,經濟危機,鄭小瓊做工的公司倒閉了,恰好,廣東作協有一個農民工作家培訓項目,選了三十幾個農民工作家到省作協培訓,那些年,她已經零零散散寫了好多詩,也得了一些獎項,便有機會到《作品》雜誌培訓,一年之後正式調了進去,工作至今。
  她沒有回到家鄉。跟她一起出來打拼的朋友,大部分也還在外面。“開小店的理想,後來沖淡了,隨著時間,一些曾經的理想消逝了。在大城市,機會多,這是現實。”
  但是,雖有城市的庇護,港灣,依然找不到。鄭小瓊發現,這一代打工女的漂泊感,比前兩代人更強。
  她曾經和一位名叫小玉的女孩交流過,18歲,農民工二代。小玉曾跟她抱怨:像媽媽那樣天天上班,天天加班又如何,還不是要回老家,反正那點點工資也在這裡買不起房,反正別人的眼裡就是一個外來工。
  “因為父母們努力地工作並沒有能夠融入城市中,在她的意識中,知道融入城市是一種想都不能想的奢望。”鄭小瓊說,在城市管理者眼裡,她們只是一群臨時闖入者,一定會離開城市,回到鄉村。
  純粹的愛戀
  他們不想車子房子,只是相愛
  流水線、加班、背井離鄉、疾病、賣淫、遺棄、流產……在《女工記》里,這樣的字眼很頻繁,鄭小瓊在屏幕那頭髮來四個字:這是現實。但她在詩里想呈現的,是更多被遮蔽的現實,比如單純的愛情。
  2006年的一天,她生病了,在醫院碰到了要去墮胎的工友,旁邊陪著一個年長的工友。她這才知道,年長的陪很多工友來墮過胎,有一個工友在小診所,清宮未盡,做了三次,估計以後難以生育了。
  “在工廠里,大家都是年輕人,自然會有愛情,但有很多因為各種原因不能獃在一起,懷孕後選擇去做人流,很多女工很年輕,來自鄉村,這方面知識少,很少避孕。”
  儘管賣淫、色情交易等等消息在身邊爆炸,但這些年的打工生涯,鄭小瓊反而感受到來自流水線的愛情要純粹得多。兩個底層年輕人,不知道對方的家庭、過去,沒有想過房子,車子,他們相愛了。“那些一夫多妻的感情騙子有,但我見到更多的是純粹的愛情,也許在現實面前有些脆弱,但是也有很多人開花結果。”
  比如她的工友里,男孩子來自貧窮的山區,女孩子是小鎮上的,女孩看中他,僅僅是男孩人好,肯學,上進。男孩從流水線做起,後來做拉長、機修、工模師傅,他們戀愛時,他還是流水線的搬運工。
  “女工們的希望很簡單:有一個可以眺望的未來,嫁人也好,或者至少有一個安居的地方,過得有尊嚴。”
  現實並非如此。她的手指上的傷疤,是在塑料廠打工時留下的,機器壓掉了指甲蓋。後來,她在五金廠打工五年,每個月都會碰到機器軋掉半截手指的事。而被狗咬死、過勞死、被拐賣的女工,無聲地消失在了這個世界上。
  如今她最關註的,是女工的非正常死亡。
  “珠三角每年有超過4萬根的斷指之痛,我一直在計算著,這些斷指如果擺成一條直線,它們將會有多長,而這條線還在不斷地、快速地加長之中,此刻,我想得更多的是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麼用?它們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斷指,但是,我不斷告訴自己,必須寫下來,把我自己的感受寫下來。”
  (原標題:245號和她的詩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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